近年来，我国银行体系表外资产规模急剧扩张，而表外资产的信用风险却没有释放的出口，值得高度关注。从增长势头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有趋缓迹象，但考虑到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任务还未完成，我国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还有继续释放的空间。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信用风险管理架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贷经营重形式轻实质；二是信用风险信息碎片化与贷款全生命周期管理存在一定冲突；三是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滞后于业务发展；四是数据爆炸性增长与信用风险数据基础薄弱存在冲突；五是大信用风险管理架构建设缓慢。
随着科技金融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数据抓取与分析技术的进步及在银行体系内的广泛应用，商业银行信用中介职能的必要性削弱，信息中介职能的重要性明显上升。而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需加快变革信用风险管理架构，以客户信用风险视图为基础，通过大数据分析，着手建立全流程、全信息的信用风险经营与管理体制。
当前虽然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释放与宏观经济增长放缓有一定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架构无法主动有效地应对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冲击的事实。而形式上的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在基本确立信贷业务前中后台相互牵制、专业分工的信用风险管理体制的同时，也人为造成了信用风险全信息、全流程的割裂。
特别是在“重业务拓展，轻风险管理”的经营导向下，部分商业银行贷后管理部门的话语权不足，工具欠缺，难以真正有效发挥信用风险的监测与预警功能，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适应信用风险的积累和释放。而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商业银行传统信用风险管理的作业模式，对固有信用风险管理架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需加快变革信用风险管理架构，以客户信用风险视图为基础，通过大数据分析，着手建立全流程、全信息的信用风险经营与管理体制。
历史上我国银行体系曾经有过两次比较大的不良资产剥离。1999年，我国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按账面金额接收了工、农、中、建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2004-2005年，为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又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出面收购不良贷款。从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到专业银行分设，再到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历史变迁中，我国银行体系相当程度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要求，较难体现在银行的信贷经营里，大量不良贷款的产生与行政干预、计划经济思维是分不开的。即便如此，僵化的信贷经营管理体制，既不能有效抑制道德风险，又无法促进经营效率的提升，在1999年巨额不良贷款剥离后到2003年的几年间，我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没有得到实质改观，不良贷款依然居高不下。
经历上市前的第二次巨额不良贷款剥离后，工、农、中、建、交等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补充了巨额资本，而现代公司治理的确立又极大地激发了经营管理层的发展动力。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再次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土地、住宅等不动产资产价格大幅上升，银行体系迎来史无前例的黄金发展期，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双降”，银行体系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宣告了新世纪以来全球增长景气周期的结束，我国宏观经济也面临巨大的危机冲击。新世纪以来我国依靠外需和投资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遭遇外需急剧萎缩的困境后，扩大投资规模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得已选项，但意外推动了银行体系规模的急剧扩张，从而抵消了信用风险释放的压力。
即使如此，由于我国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艰难再平衡过程中，内外部商品市场疲软，而连年投资扩张引发的产能过剩问题、高库存问题日积月累，倒逼微观领域信用风险逐步释放。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趋势出现了拐点。2011年四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4279亿元，环比上季度末上升201亿元；不良贷款率1%，环比上季度末上升0.1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年末上升0.07个百分点。
目前，虽然从增长势头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有趋缓迹象，但考虑到国家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任务还未完成，至少从理论层面分析，我国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还有继续释放的空间。这些年来，我国银行体系表外资产规模急剧扩张，而表外资产的信用风险却没有释放的出口，值得高度关注。综合来看，产业改造升级所引发的存量信贷结构调整，可能会是未来几年我国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面临的主要风险。
始于2003年的现代银行制度改造，基本确立了贷款前台、中台、后台分离的信贷管理架构，形成了信贷调查、审批和贷后管理业务相互牵制的管理模式，一定程度减少了信贷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在实践中也有助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但也要看到，2003年至2011年期间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的“双降”，还难以真正有效检验现行信用风险管理架构和模式的效果。
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的持续上升，既是宏观经济不景气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与传统信用风险管理架构运行不畅不无关系。近期山东因某大型企业集团资金链条断裂所引发的互保危局，将多家金融机构牵涉其中，担保代偿风险影响到多家地方企业，导致地方金融风险集中释放。而互保危机的发生，与金融机构过于重视第二还款来源存在莫大关系，反映出传统信贷经营理念存在变革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