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守信”“诚信进取”“笃守信用”，是晋商精神的最精辟提炼。晋商心向诚信、诚信经营、诚信为业，诚信是晋商精神的核心和精髓。晋商诚信为本，诚信成就晋商，形成了独特的“晋商诚信文化”。
诚信，晋商立业修身的操守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作为中国传统商人的杰出代表，晋商对诚信有着强烈的向往与追求。
“诚信”体现于晋商的商铺名号。商铺名称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寄托着商人的价值追求与职业向往。晋商很多商铺都以诚信命名，介休冀氏五兄弟就有四人以“信”命堂名:悦信堂、笃信堂、立信堂、敦信堂。“志成信”商号的寓意更是不言而喻，其他诸如协和信、和盛信、世义信等，都是晋商诚信文化的鲜明符号。
“诚信”体现于晋商的商训店规。祁县渠家，“敬信、守信、忠信”；临猗王家的“五唯”店规“诚信”占其三，即唯诚、唯信、唯忠顺；襄汾柴家商号规定，“不得采购假货”“以诚取信”；平定刘氏，“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买卖公平、包退包换”。晋商名门乔家更是恪守“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求利”的商训，大德通号规也有“凡事待人以德，必须诚心相交”之规。晋商票号，“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
“诚信”体现于晋商的道德人格。晋商认为，商业经营“以用人为第一要义”，而用人“始终不变者诚信之心”。信誉清白是晋商用人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为此晋商甚至要对应聘者祖上的职业、德行进行严格考察。同时，“重信用、敦品行、贵忠诚”又是员工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此外，晋商还通过设计丢落钱物等场景、商场实战等方式，对员工的诚信品行进行考验和观察。用诚信之人，修诚信之德。蒲州王现“与人交信义秋霜”，介休范氏“久著信义”，祁县乔家“信义待人”，榆次常家“杖信如介石。与人交，然诺不苟。诚信相孚”，盂县张炽昌，“与人然诺，坚如金石”，河曲常怀礼“信义孚人”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诚信，晋商商业道德的核心
晋商“笃守信用”，对诚信保持着近乎崇拜式的向往与遵从。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谈到晋商精神时的第一条就是“诚实守信”。
诚信生产。晋商认为，诚信相符、不欺不昧“为商务之大局”，诚信生产、以质取信。茶叶贸易是明清晋商的一大支柱产业，晋帮茶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商业声誉，一些旅蒙晋帮茶商的砖茶，有时竟可以在市场代替货币进行交易。蒙民将买卖的马、牛、羊、骆驼、药材等，换算成晋帮的砖茶，然后再行结账，晋茶的质量和声誉可见一斑。
信以治商。晋商首创的“东伙制”，率先实现了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东伙制”的基础就是人格信任，财东信赖经理，经理忠诚财东。一方面，东家施伙友于诚信，“将资本交付管事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而“票庄营业失败经济上损失之责任，全由财东担负，而管事不闻有赔偿之义务”。另一方面，掌柜回报东家以“忠义”，经理一旦被聘，无不为东家尽心竭力“事事不出于忧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崎岖前进”“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诚信经商。庚子事变，很多逃离京城的主顾，手持北京票券欲在上海、武汉等地异地兑换，很多票号“窑藏金拒券”，而晋商却能做到乱世守诚信“从容营业如平时”“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号银券最足可信……名誉著于全球”。
诚信，晋商信用产业的基石
心向诚信、诚信治商，并非晋商独有，只是晋商最甚。但诚信对于晋商的意义远不仅此，晋商将诚信作为产业去经营，开发“信用产业”。
诚信是晋商获利的重要途径。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旅蒙晋商就是从事长途贩运的一支晋商劲旅。旅蒙晋商在与蒙民的贸易中发现，蒙民出售的牲畜、皮毛等货品有很强的季节性，但其日常所需却是不间断的。旅蒙晋商抓住这一供需规律，主动展示自己的诚意，和一些老主顾进行“春赊秋收”式交易，蒙民也回报晋商以诚信，及时清偿货款。随着双方信任的不断加深，交易方式也日益多样，甚至出现蒙民将自己牲畜换回晋商的货品后，继续代为饲养，而晋商数年后才来牵取的事情。借助这种朴素的人格信任，晋商获取了比现金即时交易更高的利润。此外，晋商还开辟了预付货款、延期支付，甚至为蒙民捎购物品、垫借钱财等业务。在为他人提供便利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巨额的市场回报。
诚信是晋商票号的基石。晋商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诚信精神”开发为“信用产业”——创办了票号，并长期主导金融业。“清代全国最著名的票号51家，山西就占了43家。当时票号业最著名的10大财东，山西就占了9个”。这至少说明:第一，晋商的社会信誉度非常高，否则无法以信为业，“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第二，诚信不仅是晋商商业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更是晋商的一份产业，“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票号是晋商重视商业诚信，将德行诚信转化为信用产业的集中体现，票号“存放、汇兑、提现，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在一个‘信’字，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遭到挤兑，倒账的命运”。第三，信用产业把晋商推向了鼎盛。票号为本已富可敌国的晋商争得了在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史上的一席之地，“数百年来，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此固中外人士所公认者也”。事实上，除票号外，晋商还先后涉足了典当、印局、钱庄、账局等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业。(白明东，太原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商伦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ZX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