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条“儿子因老爸失信行为而差点无法被知名高校录取”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有网友认为，信用惩戒就是要“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但也有人觉得，这是在搞“株连”。
有钱不还，着实可恶。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软卧及高铁列车、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
不难发现，这里限制的是“老赖”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做扩张解释?既然私立学校可以限制，公办学校也要收学费，应该同样可以限制啊?这就涉及信用联动惩戒的法理问题了。若因用力过猛，伤及其他合法法益，则不免按下葫芦起了瓢。一个基本态度是，信用联动惩戒需符合关联原则与比例原则。
所谓关联原则，是指行为人在哪个领域表现不好，就在密切关联的相关领域进行联动惩戒。例如，驾车闯红灯被罚了，保费可以相应提高，因为违反交通规则会提高交通事故出险率。
所谓比例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轻错轻罚、大错大罚。例如，“老赖”不可以搭乘飞机和高铁，但允许其乘坐慢速火车和汽车；“老赖”不能住星级宾馆，但可以夜宿小旅店；“老赖”无法送儿女读私立学校，但可以读公办学校。
说到底，通过信用联动惩戒，既是为了有效惩罚失信者，也是想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意识。但类似无限泛化联动惩戒的做法，到头来只会让信用治理背上污名，最终伤害的是法治精神。
例如，有人以“诚信从娃娃抓起”为名，建议把中学甚至小学阶段的学生考试作弊行为记录在案，并把所谓学生信用档案交给用人单位。此类观点不仅有违法理，而且极度危险。一旦实施，将扼杀未成年人的心智成长空间。须知，立法对未成年人施加特殊保护，其法益价值在于给予更多容错空间，护佑其健康成长。
再如，根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只有由他人替代记分、替代他人记分或者介绍替代记分等违法行为才会被记入信用平台；被电子警察抓拍到的非法变道、违法停车等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不会被记入信用平台。这是基于遵循最小干预和最小侵害原则，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还如，有个别地方规定，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不能出售出租房屋。殊不知，所有权属于公众的基本权利，将信用惩戒与所有权处分行为挂钩，很可能僭越了地方立法权限。还有一些地方规定，父母有失信记录的，儿女不能招录为公务员。这就是赤裸裸的“株连”，更是不妥。
总之，信用治理须依法而为，方能行稳致远。有关部门为惩戒失信者费尽心思，动机不可谓不善良，但真理“多迈一步”往往便成谬误。坦率地讲，在价值位序上，受教育权明显优于财产权。在受教育权的宪法权利与催收欠款的财产权利之间，若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断不可偏执一端。
(罗培新 作者系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