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信用合肥10月10日电（记者 王菲）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助力社保资金信用监管、通过数据建模为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画像、通过大数据挖掘建立游客信用评价体系......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大数据赋能创新信用产品，各地正积极探索信用运用场景的多元路径，让更多的利企惠民政策与守信激励“互融互通”。10月9日召开的2018年全国守信激励创新与服务交流会上，多位业内专家学者认为，大数据推动信用服务创新，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放管服”改革推向纵深。
大数据赋能信用服务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为信用产品创新提供了便捷的工具，互联网则提供了信用建设创新的基础性平台。植根于大数据和互联网之上的“信易批”、“信易行”、“信易游”、“信易贷”、“信易租”等信用激励产品，让惠企便民的政策更接地气、体验感更强、效能更明显。
“数字经济下的信用服务出现了新的特点：信息更多的呈现数字化形式，通过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出现更多的信用交易场景，产业链分工更加精细。”北京大学金融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刘新海认为，未来信用服务全球化更加明显，更多新技术出现也给信用信息服务带来活力。
互联网场景给金融、民生领域的信用服务创新提供了新机遇。
“我们推出基于旅游服务场景下的信用产品‘程信分’，通过信用链接服务的方式，助力旅游行业的服务升级，简化服务流程，为守信用户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携程集团信用服务业务总监张静涛说。
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通过数据模型挖掘建模，帮助信贷机构精准识别金融风险，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智能风控解决方案”，打造惠民便企的“信易贷”融资服务平台。
影视大数据公司小土科技通过影视领域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对保险公司所服务的电影制作方提供信用风险评估。
在刘新海看来，征信模式将推广为互联网信用共享新机制，应用到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多个场景中。
守信激励“落地生根” 释放信用红利
海螺集团、奇瑞汽车、埃夫特机器人、三只松鼠......这些闪闪发光的行业“名片”，离不开芜湖深厚的诚信文化和优良的营商环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营商环境提升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营商环境提升紧密联系，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城市软环境建设的重要举措。”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副总裁匡乐成说，信用建设为提升营商环境练内功，系统推进信用建设，最终呈现的是营商环境的改善，但又不局限于营商环境的改善。
芜湖市探索制定企业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为诚信企业“减负”。首批在16个市直部门88项行政许可事项中率先试行“信易批”工作，让守信企业享受“绿色通道。”
作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城市之一，芜湖市积极构建以守信为核心的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营造健康和谐的营商环境，打造“诚信芜湖”新名片。
“借助银行、大数据信用服务机构、企业三方市场化合作机制，芜湖市推行无抵押贷款，为诚信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芜湖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宇驰介绍。
在江苏苏州，以“信用”换“时间”的企业投资项目信用承诺制试点，将投资项目审批时间缩短60%以上。同时，该市在政务诚信领域建立了全市3.9万公务员诚信档案，整合苏州“智慧监督”平台，在全国率先探索政务诚信与从严治党的有机结合。
在浙江义乌，通过挖掘信用大数据，实现“零跑”贷款，使融资服务普惠至小微企业和个人，让普通百姓感受到“信用有价”，上线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超过5.7亿元。同时，以信用承诺方式削减证明2.7万件，率先打造全国首个“无证明城市”，实现从“减证”到“减政”。
记者获悉，在今年6月福州举办的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信易+”合作机制正式成立，34家金融和科技企业成为首批成员。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张春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为守信激励创新与服务创造了良好条件，要充分发挥“信易+”合作机制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守信激励的产品和服务在更多领域落地见效。
筑牢信用“基石” 助推放管服改革走向纵深
“2017年我们获得大数据信用贷款2000万元，这笔钱来得及时，补充了当时因为订单增长带来的流动资金缺口。”提及芜湖市推出的大数据信贷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难“痛点”，芜湖宏春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飚深有感触。
目前，全国已有43个城市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这些城市在完成国家部署的“规定动作”以外，还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一系列“自选动作”，特别是在“信用惠民便企”方面大胆拓展场景应用。
数据共享，部门协同、不断完善信用监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安徽省商事制度改革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能放尽放”的基础上，安徽省创新监管方式，构建以信用承诺、信息公示、合同监督等为核心的信用监管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助力安徽省放管服改革的深化。
记者从安徽省工商局了解到，今年安徽省从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着手，推动涉企信息归集、失信联合惩戒、部门协同监管、市场综合监管工作整体提升，促进“宽进”和“严管”两轮驱动的商事制度改革更加协调。
信用监管模式的转变，潜移默化带来政府服务理念的变革。
“伴随着守信激励的创新和相关措施的落地，城市营商环境得以提升。”匡乐成说，“在营商环境的建设模式上，相对应于新加坡的法治优先模式、香港的国际化优先模式，国内以信用体系建设为支撑的发展质量优先模式正在出现。”（完）
